直播时间： 2014年11月15日星期六
直播地点： 君豪酒店宴会厅
主办单位： 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
承办单位： 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直播媒体： 重庆新浪乐居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2014第三届重庆两江国际金融论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马群，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论坛主办方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向出席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14年对我国金融业来说又是一个变化和挑战之年，互联网金融的崛起，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加速，自贸区成长与发展的变化，意味着我国金融行业又一次时代的变革，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第三届重庆两江国际金融论坛，在这里吸取着各位专家学者思维的碰撞，共同为中国的经济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在论坛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先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校长，重庆金融学院院长杨继瑞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李德先生;知名经济学家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教授;重庆互联网专家刘杰克先生;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刘先奇先生，也是本届论坛的专邀嘉宾出席。原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教授王其教授，以及来自重庆市商业银行保险，以及小贷公司金融公司企业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还有来自重庆各界的新闻媒体朋友们再次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持人马群
2014年对于我国金融业来说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改革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展现了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的强大推动力，阿里银行、华润银行，在这一个个奇特的背后是民间资本正对银行业跃跃欲试，一场银行业的剧变正悄然来临，互联网金融又点燃了另外一场风暴，此外监管问题也正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国金融创新与发展重点推动产业调整，论坛产生的观点将为重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长江中上游金融城市提供依据，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将搭建广阔的沟通平台。下面有请本次论坛主办方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亚群女士致欢迎辞!
李亚群女士致欢迎辞
李亚群：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与会代表们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重庆两江国际金融论坛，今天大家汇聚在此，就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包括商业银行发展创新以及区域金融发展坦诚交流，建言献策，我谨代表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向不辞辛苦，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各位领导以及参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是政府批准的及产学研为一体的独立金融研究机构，与人才培养机构，我院根据重庆“十二五”规划纲要围绕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总体发展目标，以促进西南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建设为导向，在致力于金融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开展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包括面向社会为开展金融财税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以及为企业提供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同时还在金融投资领域开展投融资的相关的各项服务。2012年和2013年重庆现代金融研究院分别举办了两届两江国际金融论坛，前两届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尤其是去年发表了重庆的金融发展报告，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也是每年工作的重点。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题为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与商业银行发展的第三届论坛，只在通过对主要意义的交流与碰撞，让大家对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有更为明确的把握，并对互联网金融、小微金融等金融机构创新，将通过与会专家的系统解读和探讨以后，能对重庆金融发展更具有实操性的推动。这也是今天举办论坛的初衷。
本次论坛从上次论坛的研讨外，还将发布重庆金融报告2014，这是第二期发布，同时还要发布一个中国社区银行发展报告，我们的重庆金融发展报告在去年的基础上，对重庆金融业发展的情况再次进行了梳理，内容更全面数据更详实，并对区域经济发展转型趋势进行了研讨和分析，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金融发展报告把握金融结构发展的节点，大家也知道金融银行也是这两年金融改革的热点，同时我们还探讨了金融模式的创新，我们在会场外为大家改了咨询台，大家休会的时候可以去咨询。
在此，真诚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最后预祝本届重庆两江国际金融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金融专家王君先生
主持人： 谢谢。下面有请世界银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先生，为大家带来《探寻微型金融的本质与发展》，有请王君先生!
王君： 大家早上好，非常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我的演讲是关于一个非常具体领域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微型金融，但这个微型的金融和国家的宏观政策密切相关的，离开重庆市中心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改变，最近我一个邻居朋友驾驶从北京到陕西，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城乡差异，城乡差异的影响程度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农村的变化，没有上亿农民工的改善，没有小微企业的发展，中国要实现现代的，和谐的有创造力的农村是不可能的，题目是小微微型金融，但实际上是事关主体，事关大局，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
多年来其实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模糊的认识，首先到底微型金融的含义是什么，客户主体是什么，什么机构用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服务，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策进行监管，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链条产业其实存在很多的模糊的认识，我愿意就这个问题一一的过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主流的差异，希望大家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我的发言。
什么是微型金融，一般是认为是代表信贷，实际上在信贷里面我们还知道存款，存款的服务，实际上替代功能被容易忽视，如果有很好的存款储蓄服务，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替代信贷功能，所幸我们国家传统的经济，中国的银行业在存款储蓄的功能与世界相比还是非常的靠前，比方说人均拥有银行账户的指标，中国的银行业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是60%左右，这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相比是相当靠前的，但是形容不容乐观，因为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是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要实现人均拥有账户的比例还应该大幅度的提高，否则的话，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腾飞，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的。
在目前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大家知道上亿的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这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西欧早年曾经发现过这些大规模的迁徙事情，在如此规模大的速度这两个纬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由此而带来的支付汇款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微型金融的问题，要把眼光放得宽一点，不仅仅是一个信贷的问题，当然信贷在中国银行为主的经济，信贷仍然是非常重要，对今天的发言重点讨论关于小微信贷方面的具体问题。
那么微型信贷的客户群体究竟有哪些，每天有冲击力的小微企业，实际上也包含着城乡的居民，以及农民工。但是城乡居民小型和微型企业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他们的金融需求到底是什么，其实应不是很清楚，这从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产品和政策都能够感受到存在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和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大胆猜想是小微企业、农民，但是又不知道这些客户群在什么地方，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比方说在小微企业的定义上，往往谈到的国标定义，也就是国家统计局、工信部等等，此前也说了行政级别，后来又有一整套的指标。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一套指标，其实并不是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社区银行他们作为发布贷款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它忽略了其中一个本质问题，这个本质问题就是，其实无论企业的大小，真正区分他们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可以是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也可以说十个人，比如说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但是真正区分他们的是他们信息标准和传递、分析、依靠，这一点是做小微贷款当中非常重要的划分标准。由于这样的一个划分标准，放贷机构对于借款人的两个重要的具有本质性的指标，或者是判断的标准，这两个指标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是不是要还，第二是不是有能力还，就是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这两个指标是唯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由于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不规范，没有标准的财务报表，或者有了也可能是假的，所以这些不可靠。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由于缺乏一整套对社会保护认可的能够准确的衡量借款人客户群体的实际情况和金融机构也能够具有可操作的一套指标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客户群到底是什么，具有什么特点，以及他们的金融需求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满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在社龄贷款指标下，都是数以十万级的规模，小微企业贷款也是一样的，但是包括县域以及县域以下的所有的贷款，其中包括房地产制造贷款，这样的贷款上千万人，这样的指标对解决真正小的企业的需求，其实是得不出清晰的定义。小微企业也是一样的，单个借款人一个企业可能资金需求是通过亲戚朋友等等，如果划一条曲线的话，可能越大的企业越接近于资本的市场，于小的企业离资本市场越远。在这样的企业的融资的框架下，如果不能够对各个客户群体作出正确的判断的话，在宏观上很难得出新兴的经济。所以在我们国家，我怀疑在某些地区，比如说成都，在小额信贷方面是饱和的，在长江三角有可能小微信贷需求是基本满足，在其他地区可能慢慢没有实现，因此如果不做这样的细分的话，在宏观上战略上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那后果是什么呢，政府需要对小微企业作出支持，无论是促进经济增长、就业还是和谐、稳定，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在财政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有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小微企业，三农这样的补贴项目、基金，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方面，还有差额定制，一系列本来是属于宏观的，用于货币政策，用于宏观经济调整的政策工具被用来促进小微企业。前一届总理到本届总理都会提出一些关于融资的具体要求和指示，温家宝总理的时候就说过，温州发生了金融危机以后，去考察回来以后，温州大举的关于金融的措施和要求，本届总理小企业的座谈提出的问题，融资难的说法，要求政府部门加大力度，其实我认为不但达不了目的，反而拖延了小微企业解决问题。在促进小微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方面，其实我们都绕不过两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放贷机构要能够与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作出有把握的判断，其他的替代物有可能只是增加了交易成本，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大约在十多年前，我们开始关注农村金融和小微企业，比如说2003、2004年的时候，中国的媒体几乎每天有文章报道讨论中小企业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小微企业融资这样的概念，而主流的声音都是要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减轻税务负担，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补贴，都是这样的一些说法，这样的一些说法其实蕴藏着一个矛盾，假设财政的实力是无穷的，就是想怎样就怎样，而事实证明财政其实是有限的，和每个人的企业面临的约束是一样的，不是一个无限的财政收入可以随心所欲的发放补贴。而事实证明针对你的无限财力能够随心所欲发放补贴的时候，这是普今中外所证明的难题，由于外财，比如说发现了金矿，过了一段好日子以后，资源枯竭反而变得更加困难，这在印尼80年代末政府因为发现了食用油以后，政府给农民发放种子、化肥帮助他们种水稻，最后食用油价格一下来。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假设这个问题切实的存在。另外一个普遍证明但不够有效，可能对在座参加会议的人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银行很信服抵押担保，逻辑是什么呢，既然成千上万的小微企业，他们的信息不透明，银行就不愿意，那么就指望建立担保公司，来提高这些借款人的资借，帮助商业银行，这在现实当中是有问题的，所有的担保公司会给贷款成本增加2—3个百分点，增加了交易成本的同时，担保公司其实并没有有效的对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能力做到担保，真正的担保方面，银行方面可能会产生依赖，而担保公司并没有能力比银行做得更好，这在利益管制的情况下是有利率的，在利率已经放开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安排，而对现在风险目标的判断选择和实现，在前面的商业担保大多数是由担保公司，他们的杠杆率也就是能够撬动现代资金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担保公司其实从事一些非担保业务。
还有政府政策里面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监管，都是在促进小微企业，也促进农村金融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包括批设村镇银行，促进微型的小贷公司的建立，当然还有成立一些新的民营社区银行。但是实际上他们解决整体的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里面的原因和我刚才说到的，没有抓住小微企业贷款的本质，没有抓住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发现几种情况，其实在高速公路上机场到处可以看到银行做的报告，小微企业的银行还是社区银行等等，其实都是给政府和社会看的，真的到银行里面，战略可能并不是这样，大家可以想一想，中国的小微银行，在美国的监管利率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银行，因为在美国的监管标准里面是10亿美元以上的，就示比较大的银行，1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60亿，而中国随便一个银行就是600亿、6000亿，这其实是相当大的规模，对这些大的银行来说，有大量的可贷资金，在没有找到出路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农村小贷，实际上有可能是自杀的行为，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政府号召监管当地有要求，有相当多的银行问他们客户的数量说不出来，但是你要说小微企业贷款的规模马上就可以报出来有多少千亿，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真正的客户指标到底是多少比例的贷款，多少的客户数，这就一目了然了。
另外做各种各样的探索，比如现在已经流行的通过模仿打分的办法，尤其是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下很多银行是全自动全自动的方式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技术也提高，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也许会有今天，所有的人只要在身体什么地方植入一个芯片，或者穿着一件带有卫星定位能够传输信息的设备，在眼镜上面或者内衣上面，传输的数据能够解决你在哪儿干什么，你的行为格局，这个时候放贷机构有可能坐在家里通过强大的技术功能来监督分析和控制风险，这就不需要人和人之间去了解，这一切的实现绝对是不用怀疑的，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人的所有需要都通过了大数据、互联网，但是我是看不到，在座的可能看到也可能看不到。所以现在我们脚踏实地的在讨论问题，还需要回到微型金融的本质，你如何看待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眼睛这么高去看刚才说的大数据和信用评分模式，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这是金融机构做的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做法，世界银行在2004年开始推动，2006年正式发出第一笔贷款的小微贷款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从东欧引入的，它的具体做法非常简单，以单个借款人为对象分析他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在我们引入这个做法以前，中国流行的小额信贷往往是孟加拉的模式，村里面的妇女坐在一圈，一边互相倾诉家庭，谁的丈夫夫君打过仗啊，同时贷款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模式对中国的快速的工业化，尤其是城镇化进程当中，也有快速的流动，男人出去打工，而且很多具有创新的一些业务活动，对这样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所以09年发起的其实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在2008年引入了这个模式，但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有撤出了。我所描述的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借贷在政策的激励下，接受适度的培训，掌握分析借款人的还款意愿，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也非常简单。总之有把握把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人挑出来，所有采取了这套做法，银行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原来默默无闻的银行，后来成为了明星银行。包括重庆农商行，兰州农商行等等大概11家，在全国培养了几千名信贷员，有的已经成为了银行的高管，还有的区域性的银行模仿这套模式，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跟那些依靠大数据这样的方式相比，作出计算机模型，几分钟之内作出贷与不贷的判断，当然这是高效率的信贷模式，一定的模式下是可以成功的，比如说经济周期正好是向好的时候。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后来的十年里，很多不良资产其实变成很好的资产，这种情况下，信用工具模型也好，肯定能够快速的发挥，但是经济周期进入下降的时候，很多的高管感同身受。如果按照所描述的信贷人能够给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能力作出有把握的判断，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微型的经济活动，事关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变化，经济持续增长，因为这两个放在银行，是不会造成行业产能过剩的，是不会造成借款人的借款高度超过了还款的能力。只有对借款人的本质问题看不透，本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我们希望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要改变观念，重新回到最本质的问题，认识金融的本质，把噪音剔除掉，取伪成真，中国的商业银行经常是向好，比方说几年前开始的，所有的银行都有一个民航的贵宾室，当时看到这些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机场的贵宾室给头等舱准备的，意思是给自己的客户，想出这样一个主意，你想想凡是你认为是贵宾客户的，他难道对机场头等舱的贵宾室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吗，结果服务非常低下，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其实是很糟糕的问题。在一个社区里，整个一间屋，一些小姑娘，有一些勤勉的帮人家洗脚，化妆，给人家过生日买蛋糕，都是一些非本质非主流的银行业搞出一套不会有好结果，其实都是一些口号掩盖下的虚伪的做法，真诚的为客户服务不是这样的，做好本质主业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同时自己能够稳续经营，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政府需要重新定位，需要搞清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很好的数据，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快速的发展，覆盖面快速的扩大，但是与此同时听到一些噪音，这些来不及也没有能力核实，有一些省政府，他们自己建立农村农户的数据，我的问题是，如果全国的征信体系是有效的，如果说一个省，比如说重庆市政府，发现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覆盖面不够，或者是指标不够全面，或者是报告的数据不够可靠，无论是什么问题应该向中央银行反映，向中央政府反映，在遭到拒绝以后再建立自己的公司。同样建议民生银行建立自己的体系，像奥拉丁，也是同样的，征信体系是准公共商品政府提供的，一家商业机构自己建立的，当然是可以的推出信贷，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政府能够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能，把财政资金用到该用的地方，通过招标等办法，让金融机构去执行，而不是直接提供金融产品，所有的小微企业要想真正的解决，需要在一个国家层面的包容性金融的战略，在这个战略下对现状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各个方面的职能进行鉴定，对指标体系的建立负起责任来，并且对未来取得的进展作出判断，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在全国大规模的可持续的促进小微企业融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从上午的论坛当中各位专家从宏观到区域，从传统银行到小微银行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下午精彩将继续。首先请允许我请出本次论坛的特邀嘉宾主持刘先生。
刘先生：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现在此时此刻从精神层面讲，我们今天下午有三位专家莅临这次论坛，他们是我们的耿院长，李局长还有刘专家，他们将会用热情洋溢的精彩演讲，将会从精神层面让我们如痴如醉，重庆如此多娇，所以三位专家他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莅临重庆来奉献他们精彩的智慧和才华。正如1945年8月份，毛泽东主席莅临重庆谈判的时候，在重庆首次发表的《沁园春雪》所展示的英雄人物一样，他们就是下面即将要登台作精彩演讲的三位专家，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原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耿院长登台!
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民斋发言
耿明斋： 各位下午好!感谢刘行长热情洋溢的开场词，激起了我们的热情，当然也给我们演讲人带来了压力。很高兴今天在这样一个论坛上就改革的话题和大家做一次交流，我们也按照大会的题目寻找中国经济改革的红利区，我们知道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话题。十八大以来改革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热门话题，有中国经济运行深刻的背景和对未来发展的高度期待所产生的。按照年度描述GDP增长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08年，1978年经济改革的元年，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元年，中间正好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势头，年均GDP增长率高达10%。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使得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的台阶，2013年中国GDP的总量已经突破56万亿，每年核算9.0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第一的经济大国，相当于美国的60%，日本的GDP5万亿美元的总收入，我们大概2001年追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短短的三年间我们已经差不多是日本GDP的两倍，人均GDP也排到全球第83位，进入了中等收入的行列，去年的统计数据，即使按照4%的今年经济增长率来计算，2014年末的时候，我们的GDP总量也会突破6.05万亿。标准的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是和我们的发展目标来讲，我们的发展目标是进入高速国家的行列。高速国家目前的标准，大概4万亿到5万亿的水平，即使是后来崛起的，人均GDP2万美元—3万美元的水平，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来设立，显然我们还得要20—30年的速度来增长，未来20—30年应该有一个7%—8%的增长率，靠什么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2013年新一届的两会上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个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第二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第三是项目改革要红利，向然不管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都离不开改革三大药方要章里面的最核心的药方。
改革的紧迫性大家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呢，是因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出现了持续下行的状况，按照季度来统计的GDP的增长曲线，大概从2010年的第二季度开始，曲线的走势呈现连续下滑的状态，从10%下滑到9%，9%落到8%，我们已经连续三年GDP的增长指标定在7.5%，前面五年超了7.5%，2013年7.7%，2014年GDP增长指标还是7.5%，我们今年过去三个季度来看，第一个季度是7.4%，第二季度是7.5%，第三季度7.3%，意味着什么呢，剩下的不多时间里面要实现年度增长7.5%的目标，那我们还得做更大的努力，换句话说，今年7.5%的目标如何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前不久习总书记和一些经济学家开研讨会、开座谈会提出了一个新常态的概念，很多经济学家预测明年GDP的增长率一定比今年还要低，有人甚至提出来6%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观点。克强总理口头上多次讲到的一句话，说我们现在的GDP增长，经济增长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大家就有热议，怎么一个新常态，究竟怎么理解正常的范围，我感觉新常态过去10%是新常态，现在的话7.5%左右就可能是常态了，或者有两种说法，他可能这个常态是在某一个水平线上上下活动的状态，或者在7.5%之间的状态，更多的人提出了7%以下也是可以接受的状态。如果我们把增长率都在7%以下，那未来20到30年以内，实现高速增长国家这样一个目标就会落空，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办法和措施来保障和支撑经济增长的水平，按照总书记总理所设想的新常态也好，这样一个正常范围也好，持续连续下去，这是大家热议下改革要红利最基本的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提多一个顶层设计，我们究竟怎么样通过一系列的通过改革的举措，来保证中国经济实现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状态。
在这个时候再次强调提出改革要红利，按照个人的理解，红利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性质，要素活动当中一般，红利的现实形态是净产出，狭义上的新产出是利润，或者是利润里面的一部分。广义的红利或者广义的净产出，或者叫GDP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个大家讨论改革红利一定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也就是从一个国家的净产出从GDP的角度来理解的，改革要红利，也就是改革要GDP，改革要生产总值。从价格结构来讲，红利应该是价格当中超过了成本消耗，换句话来说当价格一定的时候成本越低，红利水平越高。改革开放30年，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农业大国，制造业大国，其中一个基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能够比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国际上竞争力的产品，国际统一价格里面，由于我们的成本低，我们里面的红利，我们能够占据国际市场，我们能够把国际剩余的能力变成我们的国民财富，这样的一个状态。
理论上说红利三个源泉，要素产出能力，在要素主要的层面，单位产出能力增加，第三个是制度变革，在要素和红利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要素之间组织方式的变化，要素之间组织方式变化导致单位要素产出能力增加带来的剩余增加。就是因为民营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的组织形式和国有企业不一样，所以民营企业的经济会更有效果，也就是说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通过生产经营活动组织方式的变化，带来要素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产出增加的结果。既然过去30年都在中国模式的制度环境条件下，实现了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延续过去的发展，未来30年继续实现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提出来要想改革要红利，基本的理由从过去30年高速增长，来自人口适当的红利，而这样一个制度和人口适当的红利，在新的时期到目前的阶段，已经结束了。10%的高增长来自过去30年一系列改革，比如说农村改革把农民家产变成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带来资本效率大幅度的提高，支撑我们的高增长。到目前为止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人口红利源于农业效率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而不断的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得非农产业能够以较低的劳动成本，较低的价格来赢得市场，来支撑非农产业的成长。到目前为止这样一个农业领域剩余劳动力不断留出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再持续了，由此带来一标志性的特征，非农产业领域的工资成本上升，现实的生产当中到处可以看到民工慌的状态，即使在最偏僻的农村角落劳动力的短缺也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结构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过度的投资导致很多领域产能的过剩。目前中国经济持续下降的状态，造成的根本原因，过去以投资为主导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吹大了资源型产业里面的泡沫，超出了社会可以承受的能力，超出了市场能够吸纳的能力。这样的一些靠基础设施项目来支撑的一些产业，比如说钢铁、水泥等等，当基础设施急于饱和的状态下，那么投资的需求就弱化了。那投资的需求一旦没法持续高速增长，那支撑投资或者这些产能的过剩，原来依靠钢铁、水泥等等这些资源型产业支撑的高速增长就会不断的，而新的经济增长的产业没有对接上来，没有及时的补上来，这也是现在我们讲的三期叠加，前期的消化期，阵痛期，增长方式转变期产生的一个原因。
剩下来的要靠技术进步，要素效益的提升来获取红利，应该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主旋律，但是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一旦改革疏忽创新的制度，换句话说我们的技术创新我们的技术进步，只得益于我们的制度阻碍了创新，比如说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在基础研究领域，到处可以看到创新型成果在实验室里面转化率很低，到处可以看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状态，所有的一切最根本都是由于我们的制度，对于创新的这种疏忽。改革要红利意味着我们要通过改变要素组织方式和行为规则来提升要素效率，怎么样来向改革要红利。
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里面提了六大方面，就经济领域的改革来讲也涉及到很多条，我在其他场合演讲的时候大概清理了十个方面，今天挑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有五、六条和大家分享。首先是市场的主体，我们知道最核心的部分，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三大类，里面最核心的是企业，我们通常讲都是讲企业，企业分两类，一类是国有企业，一类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问题在于政府对企业对市场的管制，和国有企业带来的市场环境的不公平，影响的民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发挥，影响着我们的市场。所以要把民营企业塑造成真正的市场活动的主体，它的核心不在于企业本身，而在于政府要大幅度的政府更多的向外放，更由市场决定的事，更由企业决定的事都放给企业，难点在于怎么样把国有企业塑造成真正的市场活动的主体，我们放眼环球凡是称得上真正是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是占的比例都非常少。那我们的目标，在未来三五年要提出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经济体制度背景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按照这样一个理念来看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于怎么样使得行政规则和市场规则对接起来，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它的一系列活动都要遵循市场规则，但作为国有企业，换句话来说作为政府所有的企业，它的企业活动的管理，活动的不同层面要按照政府的规则，政府的规则是行政规则。
举个例子，比如说企业领导人的选择，真正的市场主体，按照真正的市场规则，我应该是把能经营，会开拓市场所谓的职业经理人选到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岗位上，但是国有企业都有行政级别，要遵循行政的规则。按照行政规则选人，那就选有一个有资格的人来当干部的，负责当部长条件的，负责当助理干部条件的这些人选，无异议就是企业的人才，正好也归结在一起，这个事是把国有企业塑造成真正市场主体的难点。现在新加坡典型的国有企业，它这个规则当然有很多内容，核心的一级政府只管资本这个层面，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有职业经理人。中国的经济现在大家在探索，我也没有成熟的意见。
第二是建设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我们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刚才我说了是由于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定程度的增长方式，未来到哪里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切入点，我觉得就是从土地制度改革，三中全会里非常明确的提出建立城乡统筹统一的建设用地制度，我们知道首先是土地的用途管理，所有的土地，建设用地和农地，建设用地不能随意去转换。第二是建设用地自身的管理，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对建设用地自身的管理是城乡分割的，城市一个体系，乡村一个体系，城市的土地是国家所有，乡村的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而城市的土地市场化的规则运行的，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拍卖，然后一层一层的转让。而乡村的建设用地是非市场化的规则来运行，而乡村的建设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换，通过耕地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农民和政府之间买卖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样一来带来一系列目前经济运行困难的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农村的问题是地价的短缺，另外是农民大量的剩余的建设用地不断的增多，而且还有产权的问题，农民自己来开发的商品房这叫小产权房，是不合法的，必须要转化为国有的，才算合法的。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三中全会一说小产权立法成为了历史，城乡用地统一了，意味着农民的建设用地，三中全会出来的第二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召开会议，说城乡统筹决不是说城里人去乡里买来的。究竟城乡统筹建设用地哪里做起，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重庆的地段市场在这个方面探索走得最前沿的，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尽快的，城乡的建设用地统一起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背景，中国农村土地的制约，促进农村自由用地流动自由买卖，如果把市场打开了，农村的建设用地自由买卖了。我相信有很多大量人中等收入的群体，把剩余的财富不是放在多余的一套一套房上，而是放在去乡村寻求更适合的空间上来，这样农村的土地增值了，农民有钱了，这样城乡之间交流，形成了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是土地变革的方向和最重要的意义。
第三个重要的改革领域反垄断，郎咸平在网上发表的文章里面说的，中美之间物价的比较，我们可以大致的浏览一遍，美国打过来一分钱1毛钱，我们打过去一分钟八块钱。就是说我们的收入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主要销售品价格都比美国高出很多，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这里想说的意思，这个想象和国内这些主要的公共资源领域，主要的能源原材料，主要的基础设施问题，高度垄断的经营，应该是不可分割的。垄断意味着经营者会通过控制价格来获取超额的利润，垄断了我不要成本不要利润，通过降低价格获取高端的利润。第二你的价格高了，别人的成本高了，成个社会的运行成本高了，这是造成整个社会运行经济成本上升经济下降重要环节的一个因素。去年有一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攻击我们说我们垄断，实际上竞争市场的激烈，经济学家说，我说你垄断并不意味着你们之间不竞争，垄断的本质是竞争，不允许你们不断的竞争。放开垄断准许进入意味着更多的经营者会去竞争，会意味着价格下降，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压力增长，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下降，意味着效率控制整个经济体，我们知道反垄断，金融领域上的垄断，目前为止还没有垄断，要放开准入，我们金融领域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体量的放大，大银行向小微企业放贷作假等等，供给给小微企业放开准入，让小微企业迅速的爆发性的增长起来。小微企业成长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另外电力的垄断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通过反垄断来大幅度的降低，降低我们的资源价格，给予企业提高压力，促使把降低成本作为获取竞争力的一个根本。
第四个隐含的巨大的改革红利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而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又是密切相关的。财税体制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关系。第二是政府和民营之间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和获取税源的关系，就第二个方面的关系来讲，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我们每个个体我们感受到我们是纳税主体人，我们都是经营产品在价格里面走的。企业成为主要的纳税人群，而真正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每一个经济活动的主体或者最终的纳税人是个人，主要的税种比如说所得税、财产税，我们要向企业纳税，转换个人纳税为主这样的纳税税收结构。意义在于可以促进政府之间财税经济体制，整个社会能够明确不同层级政府它提供公共环境公共服务的责任，和他获取税源的权利。而我们现在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关系，大体的结构是财权集中在中央，事权集中也由中央给，但是办事权利在地方。这样一来很多基层政府他要做这个事要钱，没钱通过中央实现转移支付，上亿级到下一级转移支付的量很大，事是下一级的办了，钱是上一级拿走了。所以常规性的转移支付的量就非常的大，我不知道重庆的情况。
财税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的要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公共产品的分类与供给主体分工，建立与各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分工体系和一致的税收和财力结构体系。中央税和地方税的重新划分。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日本基础教育均等化中各级政府责任体系。
我们罗列的这几点，每一点改革都存在巨大的障碍，都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如果改革理念都进行到底了，那我们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也就实现了，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是现代社会。什么样的化是是现代的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讲的现代化，我们这个社会宗教社会主导的传统社会过来，怎么过来的，专家分析三个因素，一个是工具理性，二是个人财力，三是国家认同。工具理性工具按照科学规则去走就行了，第二是个人权利，第三是国家认同，国家的利益，政府利益在它有一套法律体系，法律结构来保证惠民的前提，法律社会建设也是促进社会现代化。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目前真正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也不过是欧美、日本、少数的经济体，全球算下来，所有进入高收入的国家的只是少数，中等收入比较高，低等收入的比较容易，再往上走很多人上不去。深刻的根源专家认为，我在低收入阶段，向温饱阶段迈进的时候，只需要引进技术开放市场，不需要做具体的文化根基来改造，这也是习总书记讲这句话，好吃的都吃完了，剩下的就只有骨头了，进一步向改革要红利，相信我们以中国人的智慧，中国领导人的能力，把中国改革适当的红利，引领到高收入的国家行列。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刘先生： 刚才耿教授一针见血，高屋建瓴的解读了未来三十年，我们的突破口要从改革而来，从土地的改革突破口，财税的改革突破口，以社会结构的突破口给我们阐述了非常鲜明深刻的观点。我们耿明斋院长是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社会基金的评审专家，黄河学者。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院的院长，改革红利论的主要著作人，所以我们刚才才能欣赏到耿院长的精彩观点，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耿院长。
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